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，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普查数据，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已达到18.7%，而15-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下降到63.4%。这种人口结构变化导致了我国储蓄总量和储蓄率的下行趋势。
与此同时，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在逐渐完备。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等制度覆盖面逐步扩大，保障水平也在慢慢地提高，这减轻了居民的未来生活风险，因此也降低了居民的储蓄动机。
随着互联网金融和第三方支付的发展，居民能更便利地获得信贷，但也增加了居民的债务负担，可支配收入因此减少，也是储蓄率下降的一个原因。
在疫情冲击下，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速放缓，居民收入增长乏力。而疫情防控要求减少不必要外出和聚会，大大压制了居民服务业消费。
这也使得居民可用于储蓄的收入减少。同时，由于货币政策趋于宽松，市场利率持续走低，降低了居民储蓄的收益预期，也削弱了居民的储蓄动力。
储蓄率下降意味着居民可用于投资的资金减少，这会对经济增长形成制约。最近几年，我国经济提高速度放缓已成为常态，如果缺乏充足的居民储蓄转化为企业和基础设施投资，可能会进一步抑制经济稳步的增长，成为经济软着陆的阻力。
与此同时，金融运行也面临着压力。居民储蓄减少意味着金融机构的资产金额来源收窄，而由于贷款需求不减，金融机构不得不通过其他渠道高成本融资，这增加了金融市场的波动性。假如慢慢的出现银行资金紧张，利率大幅上调的情况，可能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。
储蓄率下降还会导致进口增长超过出口，形成较大的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。这不仅一定要通过外债融资弥补，还会导致人民币汇率面临贬值压力。
如果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导致资本外流，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经常项目逆差和汇率贬值的问题。
第一，加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。通过制定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，适当降低社保缴费比例，增加企业和政府的负担，同时调整退休金发放机制，适当延迟领取时间，延长领取周期，这能增加居民的储蓄积累。
第二，发展普惠金融。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，降低金融服务成本，拓宽居民投资渠道，使其能轻松的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，同时继续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，为实体经济提供充足的中长期资金支持。
第三，稳定房地产市场。加强完善差别化信贷政策和购房规制措施，稳定市场预期，采取税收和财政政策支持住房公积金体系建设，提高居民自有住房比例。这能增加居民资产负债表实力，有助于储蓄率恢复。
